3月14日上午，三条“代孕”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，分别是“独生女举报62岁父亲代孕生儿子”“90后妈妈为给孩子看病代孕赚钱”“29岁女儿不结婚父亲代孕延续后代”，河南电视台《都市报道》进行了报道。

三起代孕事件，或引人同情，或让人直呼“狗血”，其公众关注度已超出对个别现象“吃瓜”的范围，成为一个全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。

一方面，我们常念“生养之恩”，而代孕就是将生养人为对立起来，挑战生命伦理。代孕成功后，法律上的母亲像“后妈”，代孕妈妈“身上掉下的肉”成了别人家的小孩，这样的“一爸两妈”局面既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公，也催生畸形关系，冲击正常的家庭伦理。

另一方面，既有悖于伦理，代孕也存在不小的社会问题。只因维持身材、避免分娩痛苦，抑或是重男轻女的私欲，就将女性变成制造婴儿的机器，是在挑战社会道德；为子宫和卵子贴上价格标签、买卖医学证明、胁迫女性代孕的灰色产业链蔓延，更是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。

鉴于代孕带来的伦理冲突与社会道德困境，我国的相关法规禁止代孕，这一立场始终不变。

然而，在有法可依方面，现有法规只是强制约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，且限于部门规章，对于代孕服务的买卖双方、代孕机构及相关人员，仍缺乏明确界定和有效措施，这不仅放大了部分人的侥幸心理，也使得治理规范陷入力有不逮的尴尬境地。这种情况，仅依赖于专项治理行动显然不够，还应在制度上给予进一步完善，实现更有效的常态化治理。

“规章不允、法律未禁”，立法要及时补位。尤其对于代孕机构和代孕双方，怎样界定、向谁追责、如何处罚等具体细节考验着综合施策和治理的能力。弥补立法空白，代孕及其衍生的多重问题才能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，也才能从根源上遏制黑灰产业链的蔓延，从根本上保障女性权益。

一天三条代孕热搜，我们不只能看个热闹，而应看到闹剧背后的现实，看到非法代孕机构禁而难绝的症结所在，从而深刻反思：完善的禁止代孕立法规制，何时也能冲上热搜？共同抵制非法代孕，何时才能形成共识？

眼下，法律的困境、伦理的约束、社会危机的诱因和不孕不育率增高、一心求子的家庭数量上涨的持续性矛盾正在不断激化。面对这项综合考题，我们不能无动于衷。

国家应该适时放开代孕市场，以对冲小部分出生率暴跌的危机

从法律、伦理、社会等多个角度来看代孕，热度有望上升。近期暴发的多益网络老板徐波的诉讼，结合之前郑爽的新闻，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生活要面对的问题，叠加婚恋市场大龄剩女一直未婚但也有生育后代的实际需求，代孕现象面对了越来越多的社会、法律、道德、财产等各方面的纠纷。

尽管中国法律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，但对于有代孕需求的人群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条文。此外，中国的海外代孕采取默许态度，孩子回国入籍几乎没有障碍。然而，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，海外代孕受到不小的影响，国内代孕风气似乎越发“蓬勃”。

代孕服务的价格不菲，根据服务的不同，代妈补偿价格从25万到30万不等，甚至还有额外费用以确保性别选择或双胞胎。同时，代孕产业链中存在着对代孕妈妈隐私的不尊重，以及对婴儿性别选择导致的性别歧视问题。

在伦理方面，代孕引发了关于孩子归属、代孕妈妈权益保护、以及婴儿人权的广泛讨论。美国的代孕监护权案件，以及代孕可能带来的对女性身体价值的剥削和对婴儿人权的威胁。

代孕既有可能帮助不孕夫妇实现生育愿望，也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和性别歧视。为了解决这一“世纪难题”，需要综合考虑伦理道德、社会现实、法律规章、医疗发展等多个因素，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法规制度。